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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　及西晋代曹魏，晋武帝司马炎行《泰始律》二十篇，东晋、刘宋、萧齐皆用其法。

    　　至萧衍篡齐建梁，为示天命更易，遂删定《晋律》，于国中颁行《梁律》二十篇。

    　　今时陈国所用之法，即是《梁律》。

    　　陈伯宗将手中的《陈律》合上，放在身前桌案。

    　　与承自魏晋的《梁律》不同，这本陈国新律承自北方的《齐律》。

    　　这《齐律》有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，乃是高氏篡魏建齐之后，集北方律学家参考北魏律令及《麟趾格》，积十四年之功编撰而成，精要远胜《梁律》。

    　　先帝陈蒨便是为其精要所折，方才起了择其精华，新编《陈律》的念头。

    　　自天嘉六年（565年）至今，穷南朝律家六载之功，《陈律》总算付梓。

    　　陈蒨逝后，在陈伯宗的干预下，这部《陈律》体例条文有七成与《齐律》相类，几乎成了本“抄”来的律法。

    　　这倒不是陈伯宗偏要外行指导内行，而是他知道，历史上这本《齐律》就是《隋律》和《唐律》的底本。

    　　没必要让那些修撰《陈律》的官吏，为了南朝正统的自尊心往里面和太多的稀泥。

    

　　至于另外三成，则多是些贴合南朝实际的条文变化。

    　　当然，其中还有陈伯宗亲自过问之后，众律家方才修撰而出的两篇新法——商讼篇和藩夷篇。

    　　顾名思义，这是两篇专注于解决商业纠纷和境内蛮夷问题的新法。

    　　历史上，自先秦至于明清，因重农抑商之故，中国一直没有专门的商法。

    　　陈伯宗之所以独制商法一篇，一则，是他意欲借律法保障民间商人利益，使国中与权贵未有勾结的普通百姓亦有可能经商致富，如此，或可为来日孕育一丝资本主义变革之机。

    　　二则，是近年来东海之上贸易渐多，朝廷欲维护海贸秩序，使海贸繁荣，已必须立法。

    　　至于藩夷一篇，与前者相类，陈伯宗亦有不得不立的理由。

    　　陈国境内的蛮夷太多了。

    　　陈国在籍的八百三十二万人口中，约有三百五十万是不会说汉语的蛮人。

    　　他们与汉人不通语言，不同风俗，因此以礼义为纲的传统汉地律法于他们身上很难收获全效，故而《陈律》之中特辟新律一篇。

    　　自然，在这针对蛮夷的一篇律令之中，亦有许多陈伯宗的私心手笔。

    　　诸如，“诸夷能夏言，守礼义，着夏服者，令著夏籍”

    　　“诸夷著夏籍者子孙为夏人”，“诸夷著夏籍者减罪一级”，“夏人犯禁减罪二级”

    　　“私掠夏人为奴者斩，蛮夷为叛者捕之不禁”等等促进汉化的条目于此一篇中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。

    　　让汉人获得法律上的特权和优待，大家自然就都愿意做汉人了。

    　　陈伯宗笃定，这些条文配合上陈国土司们的“主动示范”和武力弹压，足以叫陈国的汉化速度快上一个数量级。

    　　变夷为夏，此万世之功也。

    　　“诸卿，此部新律为徐仆射领衔编成，朕观其内里条文精当，足以行世，已命工部印刻万部，即日颁行州县、土司。”

    　　是了，今日所谓的议行新律，只是陈伯宗对诸大臣们单方面的一声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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